与杜中宵和姚守信几人走在军营里，石全彬一直在考虑营田厢军的军制。他出身内侍世家，几代人自五代时便在宫中随在皇帝身边，可谓是见多识广。幼时被石家收养，随在父亲身边，不但是熟知宫中典故，也读书认字，读过不少书。从小黄门一步一步做起来，宫中掌过权，出外任过官职，沿边也曾带领千军万马过，见识自非一般人可比。
想了许久，石全彬猛地想起，杜中宵在营田厢军的做法，不就是类似于两汉的郡国兵吗？正是因为类似于郡国兵，知州掌军册，怎么可能不重视？与治下的其他军队比起来，这些人更可靠。
不过与郡国兵不同，这些人除役之后，只是带个乡兵的名头，并没有春秋教阅。不过只要州中的甲仗库在，这就是一支潜在的军事力量，能够与其他军队抗衡。
想通了这一点，石全彬也就明白杜中宵为什么强调是由知州掌军册。后世常说这时的官员，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其实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知州。知州不全是文官，重要地方大多都是武臣。州一级的主官不是只有知州，还有直接用武将的刺史。而知县不管军，非京朝官的知县就是县令，属于文官序列。
此时的知州到底不是两汉时的一方诸侯，权力早已被分割，手下多一支这样的力量，也并不会让人起什么异样的心思。只是掌军册，手中就有可靠的力量，少受通判和监司的牵制。知州要想有两汉时郡守的职权，必须加一大堆使职，如帅臣经略使就例有一长串兼职，只是简称其为经略使而已。没有兼职，知州职权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不是一方之主，而只是附属于朝廷的一个官职而已。
如石全彬是陵州团练使，如果真去陵州回本镇，他就是那一州的主官，不会再设知州。如果朝廷加一句不签署本州事务，那就是个闲官，还会有知州及相应官员。州府本就是藩镇，节度、防御、团练、刺史、观察等印一应俱全。只是极少的情况下，才会让这些藩镇官实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在藩镇官实任的时候，他们的职权远大于知州，幕职官全部对他负责，名义上不再是朝廷外派。
宋朝削藩镇，不是没有藩镇了，而是绝大多数只有名义，藩镇还在那里。平时藩镇各印，是由州里的官员分掌的，很多政务军务，制度上仍然是用藩镇的名义发出。
石全彬对此知之甚明，军制上向两汉郡国兵靠拢，也是军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只要州里的事务是知州主管，而不是节度使、防御史、团练使、刺史，朝廷就不必担心。
一切想通，石全彬才知道自己还是小看了营田厢军，小看了杜中宵。设立营田务衙门，再加上营田厢军，杜中宵其实同时试验了两种制度改革。一是因为田都是新开垦，营田务所属的民户类似于均田，各家田地相差不多，贫富比较平均。依附于营田务制度，营田厢军类似于郡国兵，是通过学校从良家子中选出来，他们的待遇和军功是由地方分担的。
全用良家子从军，军官和兵员在地方都是民户，营田厢军与此时的禁军和厢军完全不同。偏向于郡国兵的选拔制度，又使其与弓箭手、蕃兵甚至出现苗头的保甲也不同，与唐时的府兵也不同。
营田厢军选拔而来，对地方并不特别依赖，军需全部都是由军中供给，军官效用职业化，兵员则是半职业化的。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依托地方的土地制度，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如此。给的待遇是免役，参军时主户和客户是相同的，只要有家庭，没有资产的编户都可参军。
现在营田务的均田被破坏了怎么办？破坏了并不影响营田厢军，那就不是杜中宵的事了。营田厢军需要的是地方稳定，编户齐民，要的只是人力，并不是物力。
实行这样的军制，那现在军中多处与禁军不一样的地方，到底会不会影响战斗力，石全彬又拿不准了。前些日子赵瑜到这里看过之后，对营田厢军大加赞赏。特别是火炮，赵瑜断定以后会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天下再没有军队比营田厢军更全用炮。此事引起了皇帝和宰相的重视，特意再派石全彬来评估一下营田厢军的战力。去广南数千里，又是厢军序列，到时打不了胜仗，这笑话就大了。使用当地的厢军也就罢了，千里迢迢派京西路的厢军去，是要当主力部队用的。
营田厢军的战力如何，石全彬还没有见到，仅仅是军制就让他非常头痛。除京城禁军，在外的禁军和厢军都受地方官员和三衙双重领导，以地方官员为主。杜中宵有权力对军队进行改革，只要这种改革在允许的范围内。现在只是厢军有禁军和乡兵的双重性质，并没有离经叛道。
正在石全彬想心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号角响起，军营里一下就热闹起来。
石全彬惊了一下，问身边的杜中宵：“提举，怎么突然号角响起？莫不是有军情？”
杜中宵道：“团练，此号只是告诉军中官兵，中午休息时间结束，要迅速整军。军官训话，各自去做安排好的事务了。军营之中，一切皆有纪律，衣食住行，都必须听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