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塔里木河不远的五一农场机关办公大楼在阳光的照射下，发黄的墻体显得挺拔、伟岸。正面的墙体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幅行书体标语口号用水泥凝固在上面，一看便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虽然楼房只有两层，而且楼基是用砖块墙体却是用土坯建造的，可这在当时的塔里木河沿岸各农场中已经算是很好的办公楼了。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狂风和沙尘暴摧蚀，仍显现出挺拔的雄姿。楼顶上，那一行用铁皮剪好后焊在钢筋架上的行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一农场”十二个大字不仅十分耀眼，而且很有气势。
以五一农场机关办公大楼为中心，形成一个辐射四周的小镇。别看这小镇的规模并不大，人口也不算多，更没有霓虹灯光的闪烁、高楼大厦的矗立、车水马龙的川流，它可是五一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虽然小镇上每天没有惊天动地大事发生，也没走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人生之路就像探险者踏入漫漫的旅途，一路多有坎坷，也有意外的惊喜。这旅途，或崎岖荆棘，沟壑丛生，或风和日丽，绿树成荫，沿途的风景和过往的符号都成了他们擦肩而过的记忆；他们用脚步丈量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歪歪扭扭的足印，而脚下的路还在不断地伸向远方，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这里原本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一支军队集体转业后首先来到这里，化剑为犁，掘穴为房，建起了五一农场，于是这里便有了人，有了路。再后来，从都市到乡村，从工人到农民，从一般商贾到风流才子，从一饭难求的饥民到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女，从社会游民到劳改分子……他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为原本十分荒凉的小镇带来了生机，赋予了灵气，这些人在为自己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或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同时，也为那一方曾经是荒蛮的土地注入了生动和灵魂。曾经生活在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也好，或是生活在大漠长烟的塞上孤城也罢，无论是来自机器欢唱的城市，还是来自五谷飘香的农村，是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商人或者是犯过错误来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劳改犯甚至是妓女，总之，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身份来到这里，经过组织批准或是经过“劳动改造”新生后，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成了农垦职工了。即使是妓女，来到这片荒蛮的土地上，也没有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她们。因为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让那些正处在青壮年时期的男人们不会过多地挑剔她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将亘古荒原变成万顷良田，才有了人进沙退的奇迹，才有了历史的沉淀与恒久的气韵。这些人，也如他们生活的小镇一样，或温婉、或豪迈、或肃穆、或狂放……这些性格通过遗传基因流进他们后代的血脉里，呈现的是某种跳动和不安。因为承袭了父辈们吃苦耐劳的基因，继承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这一代青年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轨迹似乎就定格在这片绿洲上。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很少有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很少有人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他们把一首首农垦战歌唱得更加响亮；他们把一片片绿洲建设得更加富饶；他们恰值风华正茂的年龄，又正处在新旧体制变革的年代，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代，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生舞台上肆意地展现自己精明强干。
在五一农场三分场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棉田里，一条条棉陇像地球仪上的经线整齐地排列着，近看似乎略有弯曲，远眺却是一线笔直。地头旁边，一条宽阔的机耕道（专为农机车辆下地作业行驶时留出的道路）平整地向远方延伸着，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挺拔向上，伟岸的身躯，舒展的枝条张扬着它的苍劲，勃发着它的生机。虽然是五月初的季节，气温忽高忽低，但白杨树的叶片已经完全舒展开了。
将红色拖拉机停靠在白杨树下这个名叫钟海涛的青年是五一农场三分场的一名拖拉机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塔里木河沿岸的南疆农场，能够当上一名拖拉机手，那是一件让年轻人特别羡慕的工作。就连许多机关甚至农场党委领导干部也是从拖拉机手里选拔出来的。钟海涛是土生土长的边疆农场第二代职工，父母都是五十年代从内地支边来到五一农场的。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放弃了复读，在农场参加工作了。两年后，他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而同在一个农场，同在一所学校，同在一个班级的方锐却比较幸运，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毕业后还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跳出农家门，成了城市人，吃着商品粮，住着公家房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再也不愿回到农场工作了。虽然农场职工也是拿工资的，但它毕竟姓“农”，能有机会跳出“农门”是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啊！而方锐却在首府上完大学后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这个要求当然很快得到五一农场党委答应了。毕竟，农场是缺乏人才的。大学毕业后还能够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的年轻人真是凤毛麟角啊！
其实，对方锐来说，主动要求回到五一农场工作，还有她个人的因素占绝大部分，那就是她实在太爱钟海涛了。两人从小在三分场一起长大，打记事的时候起就在一起玩耍，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了。上学后，两人同在一个班，又因为都爱好文学的缘故，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上了高中，尽管学校三令五申不准谈恋爱，但两人还是悄悄确立了恋爱关系。同时，方锐的父母都是农场职工，而且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和农场许多老职工一样，她的父母是典型的忠厚老实型职工。父亲方其武只知道埋头干活，三分场有什么比如夜间守场看护粮食和棉花场这样的重要工作，单位领导们首先想到了他。由于年轻的时候吃苦较多，方其武落下了严重的胃病，需要人照顾。所以对方锐来说，回到农场工作，不仅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还可以照顾两位老人，而且方锐更明白，大学毕业生能回到农场工作，那是相当受到重视的。与其在陌生的城市里工作，不如回到熟悉的农场里做一份事，这样今后既能和自己最心爱的人钟海涛长期相守，又能照顾患有严重胃病的父亲了。
方锐回到农场后，五一农场党委破格分配她到三分场担任文教。所谓的“破格”是因为，按照八十年代中期五一农场干部选拔任用的惯例，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职工，必须经过劳动锻炼两到三年时间，即通过“劳动关”，再由基层单位根据本人的工作表现，经职工推荐和分场党支部开会研究上报给党委组织部门，再由党委组织部门到基层单位进行全面走访和了解，并经过笔试和面试，政治素质考核和文化知识考试都过关了，最后上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研究通过，组织部门下发任命通知，才能走上业务干部岗位的。而方锐是从当地学校走进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在文教岗位上。虽然文教是农场里最小的官，可也是经过场党委研究、常委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才能担任的。再说了，那时候的农场领导干部哪一个不是从最基层单位干起、然后才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呢？就连六十年代上海支边进入农场的那些从大城市里来的青年人，也没几个能一下子跨出两三个级别当上职务较高的领导干部的。所以，方锐的“级别”虽然是最低的，但没经过劳动锻炼就直接提拔任用已经算是“破格”了。
边疆农场的初夏时节，主宰大自然的造物神总是喜欢用她手中那蘸满浓浓颜料的画笔，在天地间肆意地挥毫泼墨，在蓝天白云下张扬出一个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在高山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幅多彩多姿的画卷。于是，在苍穹之中，或墨深，或清绿，或桃红，或降紫，完全地脱了鹅黄的底子，她们是这般的葱葱茏茏，又是这般的葳葳蕤蕤，不再浅薄、不再稚嫩，把生命的层次浓浓的展现出来。
此时的钟海涛顾不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正在焦急地来回走动着、焦急地向远方观望着。此时，一个灰点向403地号快速移动着。钟海涛知道，应该是方锐来了。
果然，方锐气喘吁吁地跑到他面前，把自行车就地一放，顾不上擦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结结巴巴的“我，我”正要说话，钟海涛先开口了：“是不是又睡懒觉了？你呀，就这个毛病。”
“睡懒觉也是毛病啊，人家昨晚睡晚了嘛。早晨醒了又在想事情，不知不觉就晚了！哎，海涛，昨天中午我们俩商量的事情，你和官洪、张欣他们几个说过了吗？”方锐这才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迫不急待地询问着。
“昨天下午我跟官洪、张欣他们几个说了。听了我们的这个想法后，他们比我们还高兴哩！晚上我到农机房加班修水箱的时候见到郑长顺了，跟他一说，他更是高兴地跳起来，催着我们抓紧时间办哩！你想啊，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我们面前抱怨说下班回去后不是跑到别人家里去看电视就是到处跑着追着看电影，要么就聚在一起打打牌喝喝小酒什么的，一点劲都没有！”
听了这话，方锐也很高兴，但脸上马上又布满愁云：“海涛，你那边倒是没什么困难，可我这边并不那么顺利的……”
“小锐，是怎么回事？”钟海涛迫不及待地问。